台灣人無法真的複製西方社會中在自由裡的成功。為什麼呢？我們先從請假這件事情開始。
Peter是我的工作夥伴。當是我是博士生，他是博士後。從我過去的經驗來看，他的地位比我還高。所以，一旦他對我有什麼要求，提議要做什麼事情。我會選擇先答應再說。我會這樣做的原因有一、因為地位的落差；第二、我要爭取每一個表現機會。雖然這是過去長輩教導我們的方式。但這正是我們合作裂痕的開始。除了因為他不認為我們之間有地位的落差外，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應該要主動說出我做不到的事情。而這兩者都同於一個主因是，『因為這（對於系統來說）沒有道理啊』。
所以，我常常把自己累壞了。也沒有時間給自己休息。有好幾次趕工到半夜三點，把結果寄給他。然後，她不解地說，『為什麼要工作到半夜三點？如果有麻煩就說啊。』於是我開始練習，我們之間沒有地位之分，也沒有權威差別。
我們之間最重要的事情是道理，任何想法上的不同都是靠著在道理上辯論而找到平衡點的。這也讓我了解為什麼賈伯斯離開頻果公司後，頻果公司並沒有立即崩盤。（當然微軟也沒有因為比爾蓋茲的退休還垮台。）
你或許會說這樣比較冷血。但我必須說，因為我這樣做之後，我和Peter兩人的不愉快反而減輕很多。其實在東方的社會並不是人(或是情)站在道裡前面。其實是既得利益者站在道裡前面。所以，被迫妥協弱勢的一方因為權力的落差下的噤聲，而張出的人情味的假象。事實上，那也只是弱者被壓迫的表面和平。
於是我看懂了為什麼台灣的選舉只是一再的討論誰誰誰的個人風格，對於選舉人的政見實行度卻毫不在意。甚至根本就不在意他的政策與個人思考的方式。於是，一再的抹黑、抹紅、抹黃，卻一次也沒有直球對決的政策對壘。
閃光紅燈該不該停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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